法轮功学员高芬在胶州市精神病院遭摧残

【明慧网2004年5月30日】我叫高芬,今年32岁,家住胶州市九龙镇高家艾家泊村,97年7月份我喜得法轮大法。得法修炼后不长时间,我的偏神经性头痛和肛裂等病不治自愈,亲身验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后来,我把这好功法教给了我母亲,她向来体弱多病,现在既能吃,又能干,而且再也不与我父亲吵嘴了。

就是这样对国家、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,却被江邪恶一伙小人迫害,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。99年10月,我和杜村乡的一位功友一起来到北京,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可还没走近国务院信访办,就被蜂拥而上的便衣塞進了警车,带回当地派出所。 在所里,恶警让我蹲着,问我话,我不配合他们,因为我觉得做好人没有错。那个做笔录的恶警就踢我,用本子扇我、恐吓我,而且派出所所长(王焕生)也使劲踢我,立即我的脸就肿起来了。接着,他们逼我照相,脖子上挂一个大牌子。后来,把我带到镇政府大楼,叫计生办的女职员搜身,把我贴身带的500元钱强行搜走。当时,我不配合他们,那个做笔录的恶警就打我,把我的衣领扯得吱吱响。最后 ,以莫须有的罪名“扰乱社会秩序罪”拘留我15天。拘留期满后,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,当地镇政府直接把我送進了市收容所。

这个收容所是胶州市非法私设的一个黑窝,在阜安南坦村南面几间破旧的建筑工棚内,没有门牌,门很小,在外面根本看不出任何迹象。里面关了几十个大法弟子和两个普通上访人员。这里吃住条件恶劣,是典型的践踏人权的样板。上访权是法律赋与公民的基本权利,上访何罪之有?为啥不让公民说真话?无理关押了我二个月后,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,镇政府工作人员周光荣逼迫我家交2000元才肯放我回家,家里人不交钱,他们就叫派出所人员开车把我家的摩托车强行拉走。家人被迫无奈交了现金 ,他们才让我回家,才把摩托车要回来。

2000年6月,我到一功友家里玩。约晚上十点,突然传来恶警哐哐的砸门声。如果不给开门,门就要被砸破。当时,恶警人很多,气焰嚣张,有的爬到墙上,有的吆喝,有的用手电筒在院子里来回照,匪气十足。开门后,他们一窝蜂地拥進屋,把住处翻了个底朝天。把我们塞進了警车,拉到阜安派出所,关進了大铁笼子。恶警们不给我们吃,也不让我 们喝,连上厕所都禁止。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,强行拘留我们七天。期满后九龙镇政府竟然又邪恶地把我送到了胶州市精神病院折磨。

精神病医院共三层楼,每一层楼都关有大法弟子。一進去医生就强行给我药吃,这药很明显是毒药,因为服药后我头整天晕晕的,来月经时下一些黑紫色的血块。大法学员徐衍忠被迫害得目光呆滞,行动缓慢,思维迟钝,而且不自觉地流口水。如果不吃药医生就叫几个高大的精神病患者按着强制灌,我给医生们讲道理,他们竟毫无人性地说,没办法,这是他们的政治任务。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摧残下,我违心地写了“保证书”,才被放了出来。

2000年10月,为了進一步证实大法,洗刷写“保证书”的污点,我又走上了北京,在天安门广场上,被市政法委一隋姓人员认出,后又被带回当地派出所。当时,九龙镇从北京又带回了三位大法弟子,他们是白果树村的李启胜、王祥业(两人都60多岁),还有一个叫董小传,三十多岁。恶人也不给我们饭吃,而且把李启胜大爷铐在铁柱子上,老大爷站累了就坐在水泥地上。10月天夜里就很冷了,最后李大爷被迫害得不会走了。就是这样,一个叫曹尚义的恶徒继续行凶,他让我们蹲在院子里挨个打,60多岁的老人被他用手扇得脸通红,耳朵揪得老长,边打边骂,满嘴恶言恶语。王祥业老人还被高家艾泊村恶徒高传义用电针电击过。

后来我在师父的呵护下神奇地挣脱手铐走出了魔窟。再后来,我就听到了李启胜老人被迫害致死的消息。现在我流离失所,有家不能归。听说当地镇政府恶人还经常半夜三更到我家骚扰,恐吓我的家人。

正告恶人,善恶必报,这样的实例在全国乃至我们本地都大量出现,这千百年来人们信奉的遗训难道仅仅是说教吗?这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?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”正在搜集邪恶之徒的罪证,待时机成熟,将对所有参与迫害大法的坏人進行起诉,追究他们法律责任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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